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近年来，播客的兴起改变了人们处理碎片化时间的方法。开车的时候，乘地铁的时候，睡前的一段时间里，播客填充起这些时间空隙，成为人们开拓认知的另一种工具。通过主播们的声音，听众们可以学习一种技能，了解一种观点，听一个故事。作为目前头部的罪案播客之一，来自成都本地的霓达播客，便是给听众讲故事的人。
霓达播客（以下简称“霓达”），由王哪跑（化名）和刘下来（化名）两名主播组成。目前，这档播客节目在全平台的订阅量已达百万。虽然人们听案件往往出于好奇心理，但有趣的是，霓达之所以被听众们称为“罪案播客的天花板”，并不是仅仅因为所选案件的曲折，更在于他们同样注重对人性、社会语境的剖析。“案件讲述扎实”“观点分析有深度”“节奏松弛有度”，这些都是听众对于霓达的印象。
讲故事的人喜欢阅读什么书？准备一期节目需要阅读哪些资料？被听友们所提到的特质，是否与平日的阅读有关系？恰逢“4·23世界读书日”，带着这些疑问，封面新闻记者专访霓达的两位主播，和他们聊了聊与阅读有关的事。
王哪跑（左）与刘下来（右）
做罪案播客与读侦探小说
是完全不同的体系
尽管两位主播都是推理小说的爱好者，但各自的阅读偏好仍不尽相同。王哪跑喜欢参与推理的过程，好比是东野圭吾的《恶意》。即便是阅读了很多推理小说后，在对“套路”和规则都比较熟悉的情况下，她依旧享受推理的过程，以及在“诡叙”中畅游的体验。刘下来则从侦探小说中发现了另一种趣味：“比如阿加莎的小说里，可能会写很多跟英式下午茶相关的内容。例如在英国，茶大约是在18世纪流行起来的。”这些看似旁逸斜出的“冷知识”让他觉得格外有趣，也为霓达在讲述同类题材时，提供了许多可以自然延伸的话题。
在采访中，两位主播坦言，准备播客内容与读侦探小说实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体系，并无太多可以借鉴的部分。但即便如此，阅读仍旧是必不可少的过程。
“其实我们很少从侦探小说中借鉴讲故事的手法，因为节目中呈现的都是真实案件，它们有自己的发展脉络，更重要的是把事实讲清楚。”王哪跑说。为了更扎实、更贴近真实地呈现案件事实和细节，大量地阅读案件有关的书籍、官方报告、新闻报道，都是必不可少的过程。相比于读推理小说，这种阅读“是非常枯燥的”。
作为一档周更的节目，通常情况下，两位主播满打满算只有7天的时间用来准备。在这个过程中，通常由王哪跑负责梳理“骨架”，理顺事情发展的逻辑。刘下来负责追踪细节：衣着的颜色、房门和过道的装修等等。不同的目的，折射出两种不同的阅读方式：一本《路西法效应》，王哪跑用了三个小时，就从全书中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资料；但为了追求细节的真实，刘下来却用了两天的时间阅读，还要辅以纪录片、视频资料的查证。
比如最新一期的节目《黑手》，这是一个发生在新西兰的案件。“我们阅读的都是警方出具、长达200多页的官方报告，同时还要跟庭审文件、新闻报道去做交叉印证。”王哪跑说。又好比为了讲白银市连环杀人案，他们不仅将市面上能买到的相关书籍和当年的新闻报道全部研读了一遍，还专程前往案件发生地，实地勘察地形。正是这次走访，让他们对当地环境有了更直观、更生动的认识，也为节目中的讲述增添了真实的质感。
一百四十多期的节目中，只有一期参考了推理小说的叙述方式——《“出发”之营地惊魂夜》那一期。“这种概率是很小的，”刘下来说，“主要还是要看案子本身有没有用这种讲述方式的可能性。”
《蝇王》与鲁荣渔案：
文学赋予案件新的视角
但这并不代表着阅读没有对霓达产生任何影响。恰恰相反，每一期节目中听众最喜欢的部分，也就是两位主播讲述的方式和提出的观点，是受阅读影响最深的。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潜移默化的”。
好比听众常常提及的“鲁荣渔案”。对于这起发生在远洋渔船上的真实案件，霓达将讲述的重点，放在了对“人性之恶”的探讨上。“鲁荣渔案发生在一艘远洋的渔船上，可以将其视为一个远离文明的环境。”王哪跑说。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人性便成为了事件发展的推手，这让她联想到了威廉·戈尔丁的《蝇王》。
威廉·戈尔丁的《蝇王》讲述了一群儿童在荒岛上的生存故事，着笔于剖析人性中文明与野蛮的冲突。“阅读可能会给让我们赋予这个案子一些主观感情，比如在主题的凸显和氛围的烘托上，我就有借鉴《蝇王》这本书。但是案件本身必须是基于纪实的基础上。”她再次强调。
“我们平时也喜欢聊一些社会中的现象，比如剖析这个案子反映了什么。其实就是通过结合我们的生活经历和阅读习惯，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对这个案件的看法。”正如王哪跑所说的，这种主观看法都与生活经历和阅读习惯紧密相关。比如讲到东北案件的时候，刘下来会想到读过的班宇和双雪涛，想到书中的东北大雪，还有那些在历史的浪潮中挣扎的小人物；又或者是联想到尤·奈斯博的《雪人》。“可能我会无意识地讲出来，这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刘下来补充道。
阅读评论亦是披沙拣金的过程
“一开始我们主打的就是陪伴型播客，通过讲故事、讲案件来陪伴大家的生活。”王哪跑说。但不可否认的是，霓达的成长确实是一个与听众共建的过程，因此他们一直保持开放的心态去倾听公众的意见。
刘下来记得，霓达播客最开始建立起来的那几个听众群，被戏称为“股东群”：这些早期的听众，都是霓达播客的“股东”。“大家会说我来给你们出个主意，我来挑个背景音乐，我来帮你们做一个封面。其实，最初的霓达有不少听众的帮忙。”但是听众一旦多了，纷杂的建议和讨论也蜂拥而至，其中不乏一些争议。
对于刘下来和王哪跑来说，分清楚哪些意见可以接纳，哪些持保留意见，是目前霓达重要的“功课”之一。“关于如何提高节目质量的评论，我们会去听。但是关于基本事实、立场的判断，我们还是会坚持自己的看法。”王哪跑说。实际上，这种对评论的判断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的提炼呢？
阅读案件的资料，提炼听众的评论，阅读书籍本身，这些都是这两位主播的日常。这些阅读最终都会在霓达播客这档节目中留下痕迹：有的痕迹脉络分明，而有的痕迹则是悄然渗透。好比是王哪跑最近放在手边的《普通人》，又或是让刘下来印象深刻的《儿童法案》，或许未来在剖析恋爱关系，或是探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时，我们就会在霓达播客中“听见”这两本书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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